ADPCA歷史

肇始

1981 年夏天，大衛·凱恩（David Cain）提議，為了傳播卡爾·羅傑斯的理論與實踐而建立一個網絡，用來探索、交流和研究羅傑斯在心理治療中的革命性主張。這個理論認為，在心理治療中，當事人最瞭解自己。他尋求並獲得了加利福尼亞州的團體促動員以及美國中西部地區的學者和治療師的支持。他希望卡爾·羅傑斯認可這個想法，卡爾欣然同意。

在最初的三年裡，加州聖奧比斯科地區的一小群心理健康專家和學生協助將該網絡推廣到附近的社區。1984 年，該網絡成為一個全國性組織，併發行季刊簡報《文藝復興》（Renaissance）。該網絡所面向的群體，也從最初對“以人為中心療法”感興趣的人，擴展到其他學科（包括教育學）的對以人為中心理念感興趣的群體。有關會議理念和一般性質的更多內容，請參閱ADPCA 網頁的理念部分。

1984年《文藝復興》簡報發行後，網絡穩步發展。越來越多來自各行各業的人士關注這個網絡，使創建者更願意以系統的方式滿足人們的需求。此外，大衛還創辦了國際期刊《以人為中心評論》（Person-Centered Review），由塞奇出版社出版。該期刊迅速獲得了國內和國際學術信譽。在與包括卡爾·羅傑斯在內的許多人討論後，大衛提議將該網絡命名為“以人為中心發展協會”（ADPCA），並被大家採納。 大衛（Renaissance, V 2, N 4, Fall, 1985）寫道：

顧名思義，該組織將專注於以人為中心方法的持續發展和應用。它將繼續作為一個網絡而存在，使來自各個領域的成員們彼此聯繫，相互學習。（p. 1）

首屆會議

首屆ADPCA會議於1986年在芝加哥大學國際之家舉行。 當時有約100名參與者，大部分來自美國。大約45名參與者是ADPCA成員。約一半的參會者是羅傑斯在1940和50年代的學生或同事。可能有30名參會者是芝加哥本地人，他們沒有參與過任何與當事人中心療法有關的活動。此次會議活動包含了卡爾·羅傑斯的治療演示、娜塔莉·羅傑斯（Natatlie Rogers）帶領的表達性以人為中心療法體驗、與卡爾的對話、卡爾的演講以及關於和平和衝突調解的圓桌會談。會上演示了聚焦療法，還討論了親子治療。還有人討論了諸如以下的問題：當事人中心療法是什麼，不是什麼？我們能否走向更人性化的科學？以人為中心方法的機構組織，是否是違反以人為中心理唸的？

首屆ADPCA會議結束時，在等離場巴士的時侯，芭芭拉·布羅德利（Barbara Brodley）向其他等車的人提出，是不是可以每年舉辦一次以人為中心工作坊。當時碰巧在場的有傑羅德·博扎思（Jerold Bozarth），芭芭拉·布羅德利（Barbara Brodley），納特·拉斯金（Nat Raskin），戴夫·施潘（Dave Spahn）和弗雷德·齊姆林（Fred Zimring）。首屆“沃姆斯普林斯”以人為中心工作坊於1987年2月在佐治亞州的沃姆斯普林斯舉辦。第33屆沃姆斯普林斯工作坊於2019年舉行。

會心團體的傳統和郵件網絡

在首屆協會會議的幾周後，來自芝加哥的參與者在當地成立了一個定期開展的會心團體。這個團體現在仍在進行。（譯者注：那是在本文形成的2013年。這個團體在之後的兩三年內逐漸停止） 納特·拉斯金在其中一次會面中提議開發一個電子郵件網站，用來推廣關於以人為本的方法的國際討論。在接下來的五年裡，芭芭拉·特曼納·布羅德利和約翰· 希林（John Shlien）及其他人一直致力於實現這個想法。芭芭拉·特曼納·布羅德利的兒子馬爾科·特曼納（Marco Temaner）在 1990 年代初期建立了一個試點網站，並於 1994 年獲得了第一份存檔材料。馬爾科無償管理該網站將近十年。

在這裡提及幾件在首次會議之後發生的事情，是想說明共情接納的氛圍是如何創造地影響偶然相遇的。許多由 ADPCA 會議帶來的關係網絡和個人發展，可能永遠不會被視為由ADPCA 所激發和促成。協會內外的聯繫和關係網絡似乎是自然而然產生的。

協會和宗旨

協會中的一些默默無聞的人做出了必不可少的貢獻。志願者貢獻良多，但不一定被看見。可以看到的是，秘書和財務主管、《文藝復興》的編輯、《以人為中心期刊》的編輯和審稿人、會議組織者，以及承擔許多其他艱鉅任務的人似乎都是出於內在的動機而參與其中。最近一些人花了大量的時間開會，來制定章程、探索期刊的索引程序，以及確認過往的相關信息。這些貢獻實現的價值和目標，似乎不同於大多數其它組織的價值和目標。在一個促進自由的心理氛圍中，很小的事情都可能改變個人，非正式群體有可能受到激勵，去開啟新的項目。

1988 年，大衛·凱恩概括了該組織的宗旨（Person-Centered Review, v.3, # 4, pp. 404-405）：

鼓勵對以人為中心方法的概念和應用進行批判性研究。
促進以人為中心理論的發展。
促進以人為中心的治療、教育、督導和培訓方面的創新。
擴大有效應用的範圍。
鼓勵和支持學術研究及其出版。
創建一個網絡系統，以提高對有興趣學習和實踐以人為中心方法的人的相互瞭解和接觸。

該協會第一年的會員權益包括：1) 訂閱季刊：《以人為中心評論》；2) 訂閱季刊：《文藝復興》；3）獲取協會資源名錄；4) 免費被列入名錄；5) 協會年會優惠；6) 協會磁帶庫優惠。1986 年的會費為 45 美元。目前，優惠價僅需每年 30 美元。《以人為中心期刊》的文章現已全部公開。

往屆會議

ADPCA 會議的相關信息詳見本網站的會議一欄。請注意，第27屆會議定於2013年在美國新澤西州考德威爾舉行，第28屆會議將於2014年在英國舉行（譯者注：本段寫於2013年之前，故列舉了第27和28屆大會舉辦地點）。

每次會議的地點在大型團體會議上決定，然後由產生的組委會獨立安排。各個團隊在不同程度上向全體會員徵求意見，並根據1960年代到1970年代舉辦會心團體的方式建立起一個鬆散的框架。會議的形式通常包括每天一次或兩次大型團體會議、小型團體、演講和其他活動安排（例如表達性活動、催眠或其他專題）、本地旅行或空閒活動，以及一次社交活動。

有幾屆會議有“主講”發言人（第 1 屆是卡爾·羅傑斯；第 6 屆是魯絲·桑福德；第 8 屆是C.H帕特森；第 21 屆是亞瑟·博哈特、傑羅德·博扎斯、芭芭拉·布羅德利和納特·拉斯金；以及第 23 屆是埃德·卡恩）。一些成員反對指定主講發言人，因為這違背了協會的“民主”特質，但每個組委會自行決定組會方針這個原則仍然是最重要的。

首屆 ADPCA 會議的召集人納特·拉斯金在對首屆芝加哥會議的觀察中抓住了未來會議的心理基調 (Renaissance, v.3, #3, 1986)。他描述了改變、適應和成長的過程是如何在策劃團隊中建立，又如何在整個會議期間繼續發展。例如，整個會議期間都有新的團體和演講出現。參會者在表達負面情緒方面存在很高的異質性和自由度。首屆會議與其後會議之間一個引人注意的不同之處就是有卡爾·羅傑斯的出席。卡爾於 1987 年在加州拉霍亞舉行國際論壇會議前去世。

儘管第二屆 ADPCA 會議直到 1988 年才召開，但 ADPCA 成員在加州拉霍亞舉行的第三屆以人為中心方法國際論壇期間相聚一堂。來自 12 個國家的 35 人討論了與該組織進一步發展相關的問題和需求。大家普遍關注的一個問題是協會成員共同分擔組織的責任和決策。他們列出了四個緊迫的需求，併成立了一個授權委員會來起草一個初步草案，提交給1988 年舉行的第二次 ADPCA 大會審議。這四個需求是：1) 明確目的和功能；2) 界定組織結構和工作流程；3) 增加成員數量；4) 審閱《文藝復興》簡報。

授權委員會有 12 名成員，其中 5 名來自美國以外的國家。這些成員中大概只有一兩位很活躍。這似乎代表了個人在這個組織裡任職，承擔責任和影響力的轉變模式。有的成員曾經非常活躍，主動擔任負責任的角色，但後來消失了。有些也許會在某個時候回來，但在起起落落之中，許多人在不是正式會員之後仍與協會保持著聯繫。

會議的發展

在紐約市舉行的第二屆年度會議的參會者和演講都更加多元。參會者來自世界各地，從事不同領域。演講內容涵蓋理論和研究、內觀禪修和以人為中心方法、羅傑斯和米爾頓·埃裡克森（Milton Erikson）與精神分析的相容性、艾滋病教育和以人為中心的方法、與一個家庭的示範訪談，以及有關聚焦、以人為中心伴侶關係和大型團體等主題的演講。

與羅傑斯的傾向和理論基礎相一致，與會者“……探索自己的偏好和方向，根據自己的發現和個人證據做出自己獨特的貢獻”，以這樣的方式積極參與（ Cain, Person-Centered Review, v.3, #4, p. 409）。

在紐約市舉行的會議上，還出現了一些由於日益明顯的理論發展分歧而產生的微妙轉變。有幾個人在演講和論文中表示，在 1960 年代初之後，羅傑斯的理論和實踐之間發生了重大變化。

在第二屆ADPCA年會上，在以人為中心社群有人提出修改以人為中心的理論與實踐的現象變得更加顯著。而羅傑斯在此次會議之前一年零三個月去世，後者也許對前者有影響。這一趨勢在後來的會議中也有所持續。

第三屆 ADPCA 會議在美國佐治亞州亞特蘭大郊外的拉尼爾湖畔舉行。佐治亞州第三屆會議的地方策劃團隊全部由研究生組成。學生們做了絕大部分的準備工作。會議主題包括重視自我的重要性、促進心理治療的學習、創造力和個人力量、作為理論的自傳體寫作、對當事人中心療法的行為解釋、東西方有關實現的觀點、當事人中心療法的非指導性、以人為中心方法和自然界的四元素，以及作為一種權力範式的以人為中心方法。

可以說，佐治亞州會議裡的團體，在團體結構連續變化譜中處在“非結構化”一端，因為大多數活動（包括指定的演講）都安排在大型團體會議當中。所有的餐食都是學生和其他志願者做的。雖然國際參與者不多，但來自本地的各界人士不少，例如，佐治亞州的二十多名校內諮詢師，以及來自周邊各州的十幾名此前未參加過ADPCA活動的人士。

後來的會議在前三屆會議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各自的獨特結構。會議策劃主要由地方委員會負責，有時也會有一兩名來自其他州的成員參與其中。有幾屆會議主要由學生策劃（例如，佐治亞州的第 3 屆會議，堪薩斯州的第 5 屆會議，賓夕法尼亞州庫茨敦的第 10屆和第 23 屆會議，以及芝加哥的第 25 屆會議），還有幾屆是由少數幾位主持者向更多人徵求建議（例如，拉斯維加斯的第 11屆和第 22 屆會議，以及阿拉斯加的第 18 屆會議）。

協會的獨特存在方式

**如何在保持協會結構的可行性的同時避免大多數組織機構所有的權威主義結構，這是人們自協會成立以來一直在經歷的掙扎。**有兩個決定反映了這種掙扎。

第一個是，大衛·凱恩創辦的期刊《以人為中心評論》引發了爭議。一些成員抱怨說，這個期刊作為協會的官方期刊，沒有滿足成員的需求。它更像是典型的學術期刊。因此，一些會員認為，該期刊應該減少學術性，收錄更多有關實踐的文章，並分享其他類型的信息。實際上，由於塞奇出版社的停刊決定，關於該刊形式的討論不疾而終。塞奇出版社要求訂閱量至少一千，而該期刊的最高發行量只達到 760-800冊。大衛後來未能找到其他的出版社。

1992年，一個新的雜誌開始試發行，有兩位主編，弗雷德·齊姆林和傑羅德·博扎斯，外加一位行政編輯珍妮·斯塔布斯（Jeanne Stubbs）（直到 1997 年，她的職位都由佐治亞大學以人為中心研究項目資助。）這個雜誌的宗旨是，既刊登一些符合專業期刊學術嚴謹性的文章，也收錄《文藝復興》簡報沒有登載的有關實踐的板塊以及觀點與信息的分享。該期刊於 1994 年被協會成員認可，並被命名為《以人為中心期刊》 (The Person-Centered Journal, PCJ)。曾是《以人為中心評論》副主編的弗雷德繼續負責協助 PCJ 的投稿人準備稿件。齊姆林和博扎斯繼續擔任了一年的聯合主編。然後，博扎斯於 1995 年成為主編，斯塔布斯與另外兩人擔任副主編。

1996年，編輯部做出現了一些結構上的變化，斯塔布斯當選為下屆主編，博扎斯繼續擔任主編。珍妮於1997 年和 1998 年擔任主編，結構上回歸到三名副主編的模式。其中一名副主編喬·科恩（Jo Cohen）接管了 1998 年最後一期至 2000 年大部分時間的編輯工作。喬恩·羅斯（Jon Rose）、巴里·格蘭特（Barry Grant）、傑夫·科內留斯·懷特（Jef Cornelius-White）和布魯斯·艾倫（Bruce Allan）在過去的十年裡相繼擔任了主編，並受到許多編輯助手的支持。有一個索引列出了從1994 年至 2008 年 (v.15, #1-2, 2008) 由傑夫和格林編輯的大部分作者和文章。

1990 年，在康涅狄格州希伯倫舉行的第四屆會議後不久，大衛·凱恩就退出了 ADPCA，主要是因為他對大多數成員不願創建一個更結構化的組織而感到沮喪，他認為這是 ADPCA 蓬勃發展所必需的（Personal communication, 2009）。直到 2000 年在加州拉霍亞舉行的第 15 屆 ADPCA 會議上，大衛·凱恩對建立 ADPCA 以及最初的期刊《以人為中心評論》和《文藝復興》簡報的貢獻，才獲得正式的認可。有關協會的結構化程度的議題仍然存在，並其依舊是一個爭論點。

其次，在路易斯安那州拉斯頓舉行的第 13 屆 ADPCA 的最後一次大型團體會議上，參會者做出了一項重大決定。更多國際成員的出現促使團體決定可以在其他國家舉辦年會。因此，第 15屆和第19屆會議在英國舉行，第 17屆會議在法國舉行。對參會者來說，這些會議非常成功。然而，與會的美國成員為數很少，這些美國參會者中包括了一些最支持將會議擴展到其他國家的人。這一決定顯示了團體的自發決定與較系統的決策程序之間的衝突。它突出了協會在“有機”決策與傳統決策之間的掙扎。也許，協會的過程導向性質本身，能夠產生通過實驗進行的自發調整。

就其本質而言，ADPCA 始終在探究如何繼續發展以人為中心方法的理論、研究和實踐，同時保有其獨特存在方式所展現的強大而革命性的性質。